我的老家是山东省新泰市羊流镇小河南村。

一

平时都是过年才回邯郸，因为天气太冷，农村又没有暖气，所以都没有机会和爷爷回去。早晨八点和爷爷、爸爸从邯郸坐上长途汽车，下午一点半在山东省泰安市下车。

河北临界山东的县城叫做馆陶，如同每一个中国小城镇一般，在进入这个小城镇的公路入口处都会坐落着一尊奇丑无比的雕塑，馆陶县的这座雕塑叫做“一飞冲天”，我却觉得河北文化甚至华北文化中最缺乏的恰恰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我在想，是不是平原地区的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之情是他人无法理解的。这种依赖到保守的程度使得“商业文明”几乎无从谈起。如果说文化的变革、思潮的兴起才是改良的根本出路，那岂不是又陷入了“梁启超式的悖论”——企图通过文化的改良来实现社会的改良，这种试图打败儒家的方式竟然是最最儒家的。

在新泰市下车，受到了爸爸的小学同学李叔叔和祝叔叔的招待。他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是八六年，那时，我两岁。据说，李叔叔那个时候是班上最帅的小伙子，祝叔叔是班上学习最差的学生。现在一个经商成功，一个在大型国企身居要职。李叔叔像照顾亲爹一样照顾爷爷吃饭，爷爷憨憨的说：“我们干体力活的人不兴（不适应）这样”。

或许不是每一个都习惯吃羊肉火锅，甚至可能会过敏。 “爱上一座城市，往往是因为这个城市有喜欢的人”，我想，爱上一个人，无论到哪个城市，都会想想如果和他一起来到这个地方的场景。

二

从泰安车站出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了羊流镇小河南村。上次我来到这里，是三岁半，那年，我的大爷爷（爷爷的哥哥）去世了。

按照山东的传统，女人无论在家庭享有多高的地位，都是不能上桌（意思是在正式的场合、地点吃饭）的，她们或者和晚辈一起在其他房间吃饭，或者等到第一批人吃饭之后，吃余下的饭菜。男人们也会顾及到这一点，留下足够分量的饭菜给后面的人吃。这就是泰山脚下的孔孟之乡残余的“封建遗毒”吧。

从深圳出发的火车上，拜读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有一个观点是，中国农村的制度设计（如“养儿防老”）从经济的角度讲实质是一中金融行为，由于缺乏金融制度提供养老保障，因此生育更具有投资的意义，而只有金融制度健全，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性的解放。这个观点我是完全赞成的，道德观念与现实的经济行为的结合既是把人的崇高感与利己的本性强行嫁接，从而造成人性的扭曲。显著的例子就是，如果小孩子不听话，大人们经常用到的批评用语就是“养你有什么用”，这实际上是非常野蛮的。我因此再次强调“父母无恩论”，我以为，它不仅不是对道德的颠覆，恰恰是对真正的道德的追求。在家乡的短短两天时间里，我感受到的，或者说我情愿感受到的是人们对家庭观念、对情意的尊崇，却有意无意忽略了现实的一面，忽略了资源的匮乏对人性的扭曲，忽略了农民式的狡黠，我不过是把他们的生活作为自己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载体罢了，这让我感到不好意思。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在农村的系谱中，每一位男丁都是家谱中的一个环节，我是谁的第几代玄孙，谁的孙子，是谁的儿子，我终将埋葬在这片土地上，镌刻在碑文中，被子孙惦念。 我来到爷爷和父母和奶奶的父母的坟前，各磕了三个头。比起想象中，家里的老人倒显得平和，爷爷甚至在奶奶的父母的坟前玩笑般的说：“如果你还让你女儿生病，我明年就不给你上坟了”。当信念根植心中的时候，朴实的山东人反倒不那么重视仪式感了，就如同李叔叔默不作声照顾爷爷吃饭的时候，我在他眼睛里面读到的是，这次，他把兄弟的父亲当作的亲爹来照顾。我忘不了那样的眼神。

三

在泰安市，除了市区，羊流镇是最富裕的地方，外镇的女孩子都喜欢嫁到羊流，因为不需要做农活。小河南村只剩下很小的一片农田，若干个坟头分布在上面，收获的粮食基本上自给自足。我四叔（爸爸的哥哥的第四个儿子）说：小河南每年死四五个人，这样下去，二十年以后这片地也就满了。土地最重要的两个用途，一是盖房子，二是开厂。洋流最著名的产业是链条厂和行车厂，都是煤炭行业需要的设备。

我一个远方的亲戚开了一间链条厂，他说，大型的链条生产一顿只赚200元，他是不做的，他只做小的，小的一顿多则赚两三千，至少赚七八百。他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小链条卖8000元一吨，减去钢材成本3500，其他成本2500，一吨就可以赚2000元。在洋流，做生产比做销售的赚得多。而洋流共有1000人从事链条和行车的销售行业。洋流已经有了商业街，我觉得这样的商业街，比我途中看到的泰安市各级政府机关毗邻的开发区内整齐的建筑要让人舒心很多。我的远方亲戚刚刚被剥夺了党员的资格，因为他生了第二个孩子，第二个儿子。他甚至充满自豪的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党员没用，每个月还要教党费，五块也行，十块也行”。我偷偷一笑，这不是在说“党连个儿子都不如吗？”。中国的农民非常的实际，他们并不在乎所谓的理念、思想，他们更看重眼前的好处。他们今天为了儿子不要党，一如六十年前为了土地跟党走。

羊流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并不是太好，他们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积攒下来的钱主要用于两个事情，一是子女结婚盖房子，大概需要十万左右，二是超生，多生一个罚款大概三万三。对于多数人而言，这两件事基本上消耗了他们毕生的积蓄。于是，我似乎更理解了众多来南方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远方的城市，换得了结婚、盖楼的钱，他们的心，未曾离开这片土地。

四

这是我有史以来喝的最多的一次，听爷爷说至少喝了一斤。我最担心的是自己醉酒的时候说了什么，对身边的家乡人说了什么，还有，在那个很丢脸的电话里说了什么。至于前一个问题，爷爷说，我只是在不断强调我是山东人。是我生怕显得与众不同作为爷爷的好孙子希望给家乡人一个不忘本的好印象，还是在向自己强调“我从哪里来”呢？

“酒在肚子里，事在心里，中间总好象隔着一层，无论喝多少酒，都淹不到心上去”。亦如 去年的十一。